“夜郎自大”這個成語來自司馬遷的《史記》。原文是： “夜郎王與漢使曰：‘漢孰與我大？’”這樣，“自大”的名聲也就落在夜郎頭上，一戴就是兩千多年。然而，有關它的歷史情況，知者并不多。

　　“夜郎古國”，不管它是一個階級社會的產物———國家也好，或者仍然不過是一個原始部落聯盟也好，至少在戰國時期至西漢河平年間，的確存在了二百五十多年。“夜郎王”雖因說了“漢孰與我大”的話，以至貽笑近兩千年。不過，從當時“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所有精兵，可得十余萬”等情況看，他確實是有自大的理由的。不過，“夜郎古國”距今畢竟兩千年了，在中國正統史家的筆下，對這樣一個化外“南夷”小國的事跡，雖有記載，卻往往語焉不詳。加上以后以“夜郎”為地名者，時過境遷，遠非當年舊地。這就使后來的學者眾說紛紜，連“夜郎古國”的確切位置，也無人能道其詳了。

　　近年來，隨著“夜郎史”專題研究的開展和深入，對有關“夜郎”地望、族屬、社會性質等一類問題的了解有了較大進展。在這方面，首先是采用對有關史籍上的記載進行考訂的傳統方法。人們根據范曄《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的所載：“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址、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和《云南通志·夜郎考》的考證，先劃出一個“大夜郎國”的范圍來，其范圍大致在今貴州（除去東北部）、廣西西北部、云南東部及四川南部邊緣一帶。又根據《史記》記載：“夜郎者，臨!壯羊!壯可（柯）江”，將探索范圍進一步縮小，進而尋找“夜郎國”及其 “國都”之所在。

　　關于“夜郎國”及其“國都”，一種看法是沿襲清人鄭珍在《!壯羊柯十六縣問答》（載《遵義府志》）一文里提出的 “今安順府地即漢夜郎縣”這一觀點而稍作發揮，或說在安順北部；或說在安順、鎮寧、六枝一帶；或說在安順縣東南廣順。

　　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夜郎國”及其中心區應在今黔西南州及六盤水地區，其東南境到貞豐、望謨、冊亨一帶。有人還依據《安順府志》和《威寧縣志·夜郎縣考》上的論述推斷：西漢成帝河平中，!壯羊!壯可太守陳立斬“夜郎王”興時所到的且同亭，就是“夜郎國”的政治、軍事機構所在地，它約在今貞豐、望謨一帶，甚而指稱“與北盤江會于貞豐之者香，即夜郎國都也。”

　　不過，圍繞古代典籍有限記載進行考訂的傳統方法，已經難以有新的突破，即如上述幾種觀點，大都只是沿襲明清學者的說法而已，且其中多有難以自圓之處。解放以來，貴州、云南等地的考古發現，則為探索夜郎故地打開了新的局面。幾十年來，在貴州清鎮、平壩、安順、赫章、興義等十一個縣內，已發現不少漢代遺址和漢墓等。如安順縣東南寧谷公社漢墓就有百座以上。眾多的考古發現，不僅證實了“夜郎古國”的存在，而且還印證了“夜郎國” 中心在貴州西部偏南地區的文獻考訂。尤其令人振奮的是，《史記》、《漢書》都提到過的“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中的“滇王”之印，早在1985年已從云南晉寧石寨山六號墓中發掘出來。我們可以期待，隨著貴州地方考古工作的全面展開， 雖然不一定能將兩千年前的 “夜郎王之印”和《華陽國志》上留名的“夜郎莊王墓”發掘出來，但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古夜郎遺物、遺址重見天日，且為我們提供更多、更有說服力的有關材料。

　　此外，從民族學的領域切入，是解開“夜郎”古國之謎的又一突破口。因為，在夜郎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越人、濮人及少數氐羌人等，他們或是今天仍生活在貴州、云南、四川、廣西一帶的彝、苗、侗、布依、水、仡佬族的先民，或與這些民族的先民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近年來，通過對數以百計的古彝文典籍和苗族、侗族等少數民族的古歌、傳說的翻譯和研究工作的全面展開，從而也為我們傳遞來不少有關古夜郎國情況的信息。如解放后貴州畢節地區翻譯的水西彝文巨著《恩布散額》及《水西制度》、《洪水泛濫史》等等中，就有關于彝族六祖后裔約在戰國時期遷入夜郎地區的記載。

　　而對于與“夜郎文化”有關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以及廣西壯族西部文化（特別是桂西地區古代文化）的綜合、比較的研究，亦有助于克服重犯“夜郎自大”、眼界狹窄的毛病，給古夜郎研究者以新的觸發和啟示。因為，“夜郎文化”并不是孤立地發展起來的，它和這些比鄰地區的文化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如， 1957年在貴州赫章縣可樂區輔初出土的西漢中期銅鼓上，其造型和鼓飾船紋、牛紋和羽人，就與云南“滇文化”的 “石寨山式”銅鼓、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區的銅鼓、廣西西林銅鼓葬使用的銅鼓，多有相似之處。

　　考古工作者為探求夜郎古國投入了大量心血，遺憾的是，由于未能找到夜郎王族或主體臣民的墓葬群，所以一直難以獲得圓滿的答案。籠罩在夜郎古國身上的重重迷霧，何時才能撥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