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賞】李商隱在其晚年曾至南京，寫下過多首詠史詩，《南朝》即為其中之一。李商隱的詩好用典，故古人稱之為“獺祭魚”（孔平仲《談苑》：“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麟次，號獺祭魚）。這是因為水獺食魚，常捕魚陳列水邊，如陳物而祭，稱為祭魚，后世謂多用典故，堆砌成文為“獺祭”。不過李商隱同樣是詩人中杰出的畫家，他極擅長將古老的典故組合成色調鮮明亮麗，情感強烈起伏的畫面，沖擊著讀者的身心，形成深邃的意境與獨特的美感。故魯迅評李商隱稱自己不喜其用典過多，但喜其才情。這首《南朝》，在李商隱眾多與南京有關的詠史詩中并不知名，但卻集中體現了李商隱的詩歌特色。這首詩將南朝三百年史事融于一體，高屋建瓴，立論高遠，而詩中由一個個典故組合成的畫面穿越了時空，留給后世的讀者一聲深切的長嘆。

　　這首詩最大的特征便是用典造境。在李商隱的筆下，南朝三百年史事被濃縮成了一幅幅絢爛的畫面：六朝宮城的巍峨的城樓上，玉漏報時，早朝已到，但卻不見皇帝的身影，而皇帝的車駕之所以姍姍來遲，是因為此時他正在數千名如花團錦簇般的宮女的簇擁下正從湖北的雞鳴埭口緩緩而歸。南朝最后一位皇帝陳叔寶面對一地的落花，正在譜寫“玉樹后庭花”的曲調，不久后凄涼的樂聲便在紙醉金迷的宮苑中響起。南齊東昏侯蕭寶卷所寵的潘妃正在鋪滿了金蓮的大殿中緩歌慢舞，這位國君的眼神正隨著愛妃輕盈的舞姿與滿殿眩目的金光而漸漸迷亂。滾滾長江的江面上不時飄過的木片，那是西晉正在打造戰船，意欲直搗江南，一統天下，而吳國的末帝孫皓還在為黃旗入洛的夢境而興奮不已，全然沒有察覺陣陣狼煙已從北國的神廟中升起。在陳叔寶的宮殿中，多得是江總一般只為寫些綺麗文辭的詩人，殿外已能聽見敵軍的吶喊聲了。

　　這首詩就如同電影中的蒙太奇，將不同的時空、人物、事情，剪貼在一起，以一個個既眩目華麗又發人深省的畫面組合成一個長鏡頭，三百年的金粉六朝就伴隨著這個長鏡頭中漸漸從歷史的深處走來，又向自己的終極走去。李商隱就好像一個高明的導演，將深重的思索隱含中華麗的畫面中，而在鏡頭的結尾留給讀者一聲悠長的嘆息。

　　李商隱并非簡單地堆積史料，而是有意識地通過畫面的對比傳達出自己的感觸，由對比而產生的強烈的情感便是這首詩另一大特征。在首聯中，“玉漏催”應是皇帝勤政的象征，而六朝時玄武湖面積遠大于今日，位于都城的正北，直通長江，當年的六朝北伐時船隊也常由此進入長江之中。此刻，北方敵國的威脅尚在，正是皇帝勵精圖治之時。“雞鳴埭口繡襦回”一句則描繪了皇帝從湖北打獵而歸的華麗隊列。埭就是攔水壩，為古代的水利工程，六朝時的玄武湖雖然面積巨大，但湖水很淺，有些地方就沼澤，故筑埭以蓄水。《南史》載齊武帝好打獵，宮人跟從，常常半夜就起來梳妝。“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故呼為雞鳴埭”。空蕩廖落的朝堂與喧囂豪奢的林苑恰成對比，南朝帝王的怠政慢國也由此體現，全詩的基調也就此定下了。

　　頷聯文辭華美，“瓊樹”“金蓮”相映生輝，令人目眩神迷。不過前者是亡國之兆，后者為荒淫之征，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華美的畫面與腐爛的生活恰成對照，國家將亡的征兆已極為明顯了。頸聯寫敵國警報已經迭起，大有“黑云壓城城欲催”之勢，此刻國家已進入生死存亡之際，國難思良相名臣，挽狂瀾于即倒。尾聯卻寫盡了滿朝大臣，不過是憑借清詞麗句邀功請賞的清客文人罷了，盡管江總文采出眾，也不過是一個弄臣，于國于民都無作用。此聯點明了南朝必然滅亡的事實，同時也是對首聯的呼應。首聯中“玄武湖中玉漏催”一句不僅是提醒帝王勤政，也在勉勵大臣為國盡忠。北宋王禹偁的名文《待漏院記》如此描寫宰相上朝時的景象：“乃若北方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在這段韻文中，寫盡了宰相的勤勉。可尾聯中，國家將亡，放眼朝廷，“滿宮學士皆顏色”，又有誰能于此時為君分憂？更惶論解救國家危難？《待漏院記》中發問“相君豈有思乎”？相信李商隱亦有同樣的問題，向著南朝末年的群臣提出，同樣也向著他所處的時代提出。

　　此詩寫于李商隱晚年，此時唐代最后一位名相李德裕已經被貶死于海南島，雖然唐宣宗還被稱為唐朝最后一位賢君，但整個唐朝走向衰落的命運已經無法挽回了。李商隱早年被宰相令狐楚所賞識，被當作其養子對待，成年時娶了節度使王茂元的女兒，而王茂元與令狐楚分屬牛李兩黨，李商隱就這樣被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绹看成了忘恩負義之徒。其實在李德裕獨掌朝政的會昌年間，李商隱并未得到重用，其岳父王茂元在生前也未曾利用自己的權勢使李商隱的仕途順利，令狐绹對他的仇視只能說明其為人的狹隘。而在歷史上，以令狐绹為首的牛黨在取得了黨爭的最后勝利之后，面對唐代后期最大的隱患——藩鎮割據與宦官專政——無所作為，聽之任之，唐代就此無可挽回地邁向滅亡。由此可見，李商隱在詩中嘆息“滿宮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年只費才”，不僅是對歷史的嘆息，也是對現在的哀嘆。那聲源自歷史深處的嘆息，就此在現實的時空中久久回蕩。

　　李商隱在這首詩中，選擇了玄武湖作為全詩的背景，也是頗有深意的。此湖在六朝時曾是帝王檢閱水軍的場所，也被辟為帝王游樂的林苑。可以說，玄武湖見證了南朝的興衰成敗，隨著南朝的滅亡，曾經被帝王華貴的隊列占據的湖面又恢復了冷寂，湖的命運也漸漸走向終極。在北宋中期，時任江寧府尹的王安石主張廢湖為田，玄武湖就此消失了數百年，直至元朝方才恢復，但面積較六朝時大大縮小，只有原大的三分之一左右。借湖觀史，更平添了幾分惆悵。

　　（徐志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