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切的減負政策應該要反思了

　　2017年4月，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陸一在《中國青年報》上撰文，談日本教育減負30年來的反思。

　　日本從1976年底正式開始“減負”，手段總結起來就是少學東西、少上學、少考試，按要求要“寬松而充實”。然而，30多年過去了，減負政策產生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果。

　　在日本想要有一個好成績，就去上補習班，想要考上好大學，也得去上補習班在日本想要有一個好成績，就去上補習班，想要考上好大學，也得去上補習班

　　首先是私立高中迅速崛起，成績好但學費昂貴，因為公立都在減負，私立沒有；全日本中學生上課外補習學校的比例從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

　　其次，從1970年開始，整體家庭的教育負擔不光沒降低，反而增加了，對于家庭經濟條件不好的孩子，等于擴大了不公平。

　　再次，不僅“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子女養育成本也是一劑避孕藥，過大的教育負擔讓中產家庭并不敢冒然多生孩子，對社會發展并不利。

　　并且造就了日本特有的“寬松世代”，并且被社會打上了腦袋空空、目中無人、胸無大志、唯唯諾諾等標簽。

　　日本近年來不斷對“寬松教育”進行反省。2008年開始，小學課本增加25%的頁數。2016年5月10日，時任日本文部科學大臣馳浩宣布，日本將實行“去寬松教育”，朝著“教育強勁化”的方向發展。

　　另外，中國教育界需要明白，“減負”也好，“寬松教育”也好，對那些對自己期望較高的孩子并不適用。美國著名記者愛德華.休慕斯曾經寫了一部報告文學《美國最好的中學是怎么煉成的》——惠妮中學成長紀實。惠妮中學，也就是“虎媽”女兒所就讀過的學校。在這本書的第一章，紀錄了一個高三女生的一天，標題就是：魔鬼數字4，睡4個小時，喝4杯咖啡，得4.0的GPA。這樣的高中生比絕大多數中國的高中生還要辛苦。在美國，很多能讀常青藤大學的學生，負擔一點都不輕。

　　想要讀好大學的美國高中生，其實一點也不輕松想要讀好大學的美國高中生，其實一點也不輕松

　　所以，一刀切減負的問題有兩個：從因材施教的角度來說，對自己期望較高的孩子感到“吃不飽”，而又因為減負，不得不去課外補習班；而從教育公平的角度來說，教育培訓資源稀缺的農村以及經濟狀況捉襟見肘的城市貧民子弟，上升通道變得更狹窄了。

　　日本用了30年來“減負”和“反思減負”，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前車之鑒。“減負”和“應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應該針對不同的孩子，在兩者間取得一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