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鐘開萊獲得庚子賠款公費留美獎學金到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到普林斯頓第一天，他就說，“今天是我到美利堅的第一天，我一定要到鎮上最好的餐館大吃一頓！”就這樣，他從火車站拖著行李一路走到普林斯頓最好的法式餐館Lahiere’s. 他那么多大包小包，風塵仆仆蓬頭垢面，好說歹說才被男侍放進餐館。到了餐館，也是天有神助，在那個沒有網絡沒有電視信息閉塞的年代，他竟然一眼就認出了其中一個食客就是Harald Cramér。     Harald Cramér當時是概率和統計學界的世界第一人，是斯德哥爾摩大學派到普林斯頓的訪問學者，也才來普林斯頓沒幾天。鐘開萊就跑到Cramér面前，一本正經地介紹自己，共同吃了一頓飯，飯畢之后Cramér就成了鐘開萊的博士生導師。Cramér只在普林斯頓呆了兩年，兩年之后，鐘開萊拿到了博士學位，而Cramér則回到斯德哥爾摩大學當了校長。

　　鐘開萊成名之后和Cinlar參加了許多國際學術會議。有一次在德國柏林的會議，中間休息一次，學者們喝咖啡聯絡感情。會議的主席是一個新近嶄露頭角的年輕人，走到鐘開萊面前想和他套近乎。那年輕人還沒開頭，鐘開萊就劈頭蓋臉的罵開了，“主席啊，剛才發言的那個俄羅斯人，講兩句話就要表揚自己，一表揚自己就要大家祝酒，發言一小時祝了十一次酒。我們不能說他，你就不能提醒提醒他嗎，真是不開竅。”年輕人徹底懵了。鐘開萊不再說話，低頭吃蛋糕喝咖啡。過了一會，看到年輕人還沒走，突然說，“算了算了，姑且念在蛋糕的份上。嘖嘖，這德國人真是會做蛋糕啊。”

　　鐘開萊和Cinlar共同創辦了一系列討論概率論難題的講習班，定期在不同的大學舉行講習班，還編輯了許多學術刊物。有一期講習班在鐘開萊任教的斯坦福大學，時間定在一個周二的下午。Cinlar就和鐘開萊說，“周二下午斯坦福還有一個統計學大會，很多統計學家肯定兩個會議都想來。你不如換個時間吧。”鐘開萊擊掌笑著說，“我就是特意安排在這個時間的！這樣所有的統計學家就來不了我的講習班啦。我最討厭統計學家了。”

　　鐘開萊的照片

　　剛入清華大學時，鐘開萊是物理系學生。因為吊兒郎當逃課得罪了吳有訓教授，只能轉到數學系。到數學系又覺得華羅庚太羅嗦，到普林斯頓之后專攻數學中研究最少的概率論。概率和統計不分家，要做概率上的學問一定要有扎實的統計功底，而鐘開萊偏偏又公然宣布自己“最討厭統計學家。”他把自己能生展拳腳的范圍縮得很小，就是在這樣一個鮮有人探索的領域，他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了美國概率論界第一人。近年來，概率論因為在金融經濟領域的應用，迅速成為學術熱門。而今在美國研究概率的教授和學子，要么是鐘開萊的學生，要么是學生的學生。他的概率論著作被專業學術論文引用次數最多，據美國數學學會評價，“Chung's writing is literate, elegant, wise, humane. He takes the reader into his confidence, explaining ideas, motivation, and circumstances.”如果鐘開萊一生研究物理，研究基礎數學，也許也要成為美國物理和基礎數學的第一人，而他只是因為“討厭那些人”而輕易放棄了。

　　在Cinlar回憶的往事中，不時蹦出一些我從來沒聽說過的人名。每每我現出疑惑的神情，教授就解釋說，“喏，這是當時最聰明的拓撲學家。”“喏，這是當時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院長。”這樣的次數多了，他突然笑嘻嘻地說，“誕琦，你一定奇怪我怎么認識那么多名人？實話告訴你，我的朋友全是學術名人。至于開萊啊，他結交的名人就更多了，不但有學術上的，還有政治上和商業上的。他的妻子是菲律賓一個很顯赫家族的千金小姐，他的兒子現在在華爾街的一家公司做CEO。至于公司的名字嘛，嘿嘿，我以后再告訴你吧。”

　　然后，Cinlar教授望著書架上的幾冊書，我知道了，在他的視線中，已經不再有我，也不再有那些書，滿滿地全是屬于老人的回憶。Cinlar說，“我第一次遇到開萊，我就知道我們要成為終身的好朋友。真是個人物啊！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嗎？就是，我有許多話要說，又不敢說，他全部替我說出來了。”

　　Cinlar教授的概率論課是我在普林斯頓上過的最難、最幽默，也是收獲最大的課程。他總是穿著一身黑色小禮服，白色襯衫黑色領結，在黑板上用優美的花體字寫板書。一開始，習慣了Powerpoint板書的同學都怨聲載道，抱怨看不懂花體字。不久，大家就被這矮小的土耳其老人的幽默所打動了，他的演講與教科書無關，聽了演講再去看書，多花心思想想，常有豁然開朗之感。

　　暑假課題開始后，每兩天就去見Cinlar一次，每次，不但是布置新任務，還會告訴我好多有關的趣事。他說，“有一個很傻的廣告里，一個女人擔心地說，她今天抽了五枝煙，這樣下去要得癌了。誕琦，一天抽五支香煙要抽80年才剛剛有風險可能得癌啊！我年輕時，那才叫抽煙，一天抽三包，現在不也是好好的？”還有一次，他告訴我為什么蘑菇收藏家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愛好。他說，收藏蘑菇到一定境界 ，必定要自己到森林里采集中意的蘑菇，這世界上菌菇品種那么多，長得差不多，弄得不好就要出人命了。他又說，有一次，他看一本叫作《菌菇收藏》的書，書里面寫到一種蘑菇，有劇毒，書的作者偏要以身試法，去嘗了嘗，嘗完之后寫道“大家都說這種蘑菇有劇毒。我發現我吃了這種蘑菇之后的反應和吃了其他蘑菇的反應別無二致，我只是全身發了兩天紅疹。”Cinlar教授說到這里，興高采烈地拍著桌子，“誕琦啊，就是這么一個對所有菌菇都過敏的人，竟然寫了一本《菌菇收藏》！這樣的人竟然也有！”

　　Cinlar教授說，鐘開萊也是這樣一個對什么都過分好奇的人，也是一個常常擺出法國紳士風度西裝筆挺的學者。前些日子，我聽了陶哲軒的演講，覺得陶哲軒是個不折不扣的天才。今天我聽了Cinlar講關于鐘開萊的逸聞，覺得像鐘開萊那樣對什么都過分好奇的人是另一種類型的天才。他永遠不會厭倦自己的學識，厭倦這個世界，聽到見到什么，都嘖嘖地說， “啊，啊，太有趣了！”他又是一個頗有些唐吉珂德式的騎士幻想的紳士。然而，紳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互相交換手寫書信四十余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許多普林斯頓的教授不再穿正裝去演講堂，我所知道天天穿西裝上班的教授只有三個，概率學家Cinlar，數學家Robert Gunning，和前外交部官員Thomas Christenson教授。萬物都會死，不但生物會死，禮儀和習俗也會死。那么，那個彬彬有禮的時代已經死了。對此，Cinlar教授說，“大家都會死的嘛。死不就是一個隨機分布嗎？”

　　2009年5月31日，在鐘開萊教授的妻子在菲律賓的故鄉羅哈斯市（Roxas）的別墅里，鐘開萊進入了夢鄉。2009年6月1日，鐘開萊教授沒有醒來。他死在一片芳香的椰子樹與海風的夢境里，終年92歲。對此，Cinlar教授評論道，“你知道世界上最幸運的事是什么嗎？就是在睡夢里死去。我這個老朋友，真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這或許真的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一生，出生在戰火紛亂的年代，死于一片良辰美景，在中國歷史上學術最自由的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受教育，一輩子無論學什么都是師從這個領域的巨人。在自己研究的領域，他是美國第一人，桃李天下，被稱為“概率學界教父”。他家庭幸福富有，子孫事業有為。

　　然而，倘若鐘開萊當真無愧于是“概率學界教父”，是現今所有概率學家的恩師，那么，鐘教授在中國的名聲，應該和陳省身齊名。事實上，在中國，鐘開萊的名聲遠不如陳。究其原因，他常年在海外定居、與菲律賓豪門聯姻，固然影響了他在中國的知名度。然而，如陶哲軒之類在澳大利亞出生的華裔，成名后都能在中國婦孺皆知，可見鐘開萊的不知名，有更深層的原因。這原因，借用Cinlar教授的話，“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嗎？就是，我有許多話要說，又不敢說，他全部替我說出來了。”陳省身和鐘開萊的區別，就是敢不敢把話全部說出來的區別，或者，更淺顯一點，就是郭靖和黃老邪的區別。一個是中規中矩面面俱到的，一個是“我黃藥師是何等樣人。”鐘開萊那一句“我最討厭統計學家了”，就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少了多少人在他的故鄉為他說話。

　　不過，鐘開萊，這個有著晉人傲骨的、憤世嫉俗的紳士，是不會對此介意的，他連華羅庚都敢得罪，怎么還會在乎死后的名聲呢？而我在這里所做的，只是怕那似水流年的時光會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綠壩成一個中規中矩的面面俱到的影子。讓我在這里，為一個離經叛道者，立一塊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