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蘭克四歲時，就體驗到了人生的殘酷。

　　那年，希特勒上臺，在全德境內掀起反猶排猶浪潮。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是個猶太人，為了家人的平安，他帶著全家遷居荷蘭。他們在荷蘭過了幾年平靜的日子，但災難再次降臨：１９４０年５月，荷蘭淪陷于納粹德國。奧托意識到，他們要么立即遷移，要么趕快找地方躲起來。

　　可是整個歐洲都已卷入了戰爭，大半地方淪陷，他們又能逃到哪兒呢？于是他決定躲藏起來。奧托在荷蘭的這幾年與丹恩合伙做生意。他們的營業所在阿姆斯特丹一個偏僻的地方，面對運河。營業所樓上有幾間廢棄的房間，被稱為“附屬建筑”。奧托認為躲在那里不太容易發現。

　　１９４２年，預料中的厄運終于降臨：奧托·弗蘭克被勒令立即出境。他沒有走，立即帶著全家人住進了“附屬建筑”。接著，丹恩一家和一名猶太人醫生也住了進來。這樣，他們開始了兩年零八個月的“黑人”生活。他們不能大聲說話，不能出去散步，不能烤制食物，更不能有任何社交活動。總之，他們必須對外抹殺自己的存在，不能發出任何聲響，晚上也不能點燈。他們和外界僅有的聯系就是奧托的無線電收音機和他的四個正直勇敢的雇員，他們給奧托等人偷運來食物和書報。這種偷偷摸摸見不得人的生活無論對誰來說都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折磨。

　　壓抑、寂寞、苦悶、憂郁使得“附屬建筑”里的居民們神經處于崩潰的邊緣。

　　因此，爭執與吵架——卻又只能是壓低了聲音地吵——成了他們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內容。大人尚且如此，更何況對于生性活潑、開朗好動的１３歲姑娘安妮？安妮是個懂事的孩子，她當然不會跟父母吵鬧著要出去玩，于是她開始寫日記。這本日記還是父母送給她的１４歲生日禮物呢。

　　安妮在日記中記下了她全部的心理活動、她的思想和感受、她的孤獨苦悶心情。當然也包括“附屬建筑”中的日常生活，她和這個臨時大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關系。在這些樸實無華的日記中，人們可以看到法西斯主義的恐怖統治如何在一個正在成長的少女心理上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可以看到一個少女對納粹分子摧殘、扭曲人性的控拆。“我就像一只被折去翅膀的小鳥，在一片黑暗中飛翔，卻碰在了囚禁她的籠子上。”安妮寫道。

　　同時，人們還可以在日記中看到，安妮是如何從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變成了一個具有成熟女性心理的“大人”。青春期的騷動與渴望，心理壓抑的郁悶與苦惱，初戀的甜密與顫栗，都在日記中得到了真實的記載。這些日記被保存下來并出版，完全是由于一種偶然。

　　安妮的日記寫好后，被允許放在父親的公文包里。

　　１９４４年８月４日，當納粹警察突然搜查并逮捕“附屬建筑”的居民們時，他們只顧搶掠錢和珠寶，日記被棄置在樓板上。幾天后，奧托的助手冒險偷偷回了一趟“附屬建筑”。她看見了安妮的日記，決定把它保存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