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什么樣的教育才是好教育？

　　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錢鐘書夫人楊絳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105歲。楊絳，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楊季康，江蘇無錫人，中國著名的作家，戲劇家、翻譯家。楊絳通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由她翻譯的《唐·吉訶德》被公認為最優秀的翻譯佳作，到2014年已累計發行70多萬冊。 她是專家學者，作家翻譯家，也是錢鐘書眼中“最賢的妻，最才的女”。

　　楊絳一生充滿著傳奇，兒時進的是啟明、振華，長大后上的是清華、牛津，從小到大上名校，“好的教育”幾乎伴隨一生；作為在開明家庭和教育中長大的“新女性”，卻嫁入需對公婆行叩拜禮的“傳統”家庭，但依然和丈夫相親相愛了一生……不論命運多艱，楊絳身上永遠充溢著一種無怨無悔的向上之氣，到了老年，臉上的淡定從容更是散發一種別樣氣質。

　　她和錢鐘書先生的女兒——錢媛同樣是一位才女，曾在北京師范大學擔任英語系教授，雖然于1997年去世，但“我們仨”的故事，至今流傳，感動了無數人。那么，在楊絳先生眼中，什么樣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什么樣的家庭才算“好的家庭”？先生這樣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好的教育，榜樣的作用很重要

　　我體會，“好的教育”首先是啟發人的學習興趣，學習的自覺性，培養人的上進心，引導人們好學，和不斷完善自己。要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教育，讓他們潛移默化。這方面榜樣的作用很重要，言傳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的影響，由淘氣轉向好學的。

　　爸爸說話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報》評論一篇接一篇，豪氣沖天，擲地有聲。我佩服又好奇，請教秘訣，爸爸說：“哪有什么秘訣？多讀書，讀好書罷了。”媽媽操勞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總要翻翻古典文學，現代小說，讀得津津有味。我學他們的樣，找父親藏書來讀，果然有趣，從此好讀書，讀好書入迷。

　　爸爸在京師高等檢察廳廳長任上，因為堅持審理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受賄案，寧可被官官相護的北洋政府罷官。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時，有位軍閥到上海，當地士紳聯名登報歡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屬下列入歡迎者的名單，爸爸不肯歡迎那位軍閥，說“名與器不可假人”，立即在報上登啟事聲明自己沒有歡迎。上海淪陷時期，爸爸路遇當了漢奸的熟人，視而不見，于是有人謠傳楊某瞎了眼了。

　　爸爸從不訓示我們如何做，我是通過他的行動，體會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訓的真正意義的。

　　我們對女兒錢瑗(小名阿圓)，也從不訓示。她見我和鐘書嗜讀，也猴兒學人，照模照樣拿本書來讀，居然漸漸入道。她學外文，有個很難的單詞，翻了三部詞典也未查著，跑來問爸爸，鐘書不告訴，讓她自己繼續查，查到第五部辭典果然找著。

　　和孩子在一起，要讓孩子玩著學

　　鐘書從來擺不出父親的威嚴，他比女兒還要頑皮。

　　阿圓小時候常說：“我和爸爸最哥們，我們是媽媽的兩個頑童，爸爸還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有一次，阿圓大熱天露著肚皮熟睡，鐘書就給她肚皮上畫個大臉，被我一頓訓斥，不敢再畫。每天臨睡他還要在女兒被窩里埋置“地雷”，把大大小小的玩具、鏡子、刷子，甚至硯臺或大把的毛筆都埋進去，等女兒驚叫，他得意大樂，恨不得把掃帚、畚箕都塞入女兒被窩。女兒臨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東西一一取出。這種玩意兒天天玩也沒多大意思，可是鐘書卻百玩不厭。

　　除了逗女兒玩，鐘書也教女兒英文單詞，見有潛力可挖，還教了些法語、德語單詞，大多是帶有屁、屎的粗話。有朋友來時，鐘書就要女兒去賣弄。“我就八哥學舌那樣回答，客人聽了哈哈大笑，我以為自己很‘博學’，不免沾沾自喜，塌鼻子都翹起來了。”阿圓在書中寫到。

　　鐘書寫《圍城》時，對女兒說里面有個丑孩子，就是她。阿圓信以為真，卻也并不計較。后來他寫《百合心》里，又說里面有個最討厭的女孩子就是她。這時阿圓稍微長大些，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錢鐘書就把稿子每天換個地方藏起來。一個藏，一個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戲。后來連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

　　“鐘書的‘癡氣’也怪別致的。他很認真地跟我說：‘假如我們再生一個孩子，說不定比阿圓好，我們就要喜歡那個孩子了，那我們怎么對得起阿圓呢。’提倡一對父母生一個孩子的理論，還從未講到父母為了用情專一而只生一個。”

　　而我對現代教育知道的不多。從報上讀到過美術家韓美林作了一幅畫，送給兩三歲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興興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畫拿來要韓美林簽名，問他簽名干什么，小孩說：“您簽了名，這畫才值錢！”可惜呀，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價值觀的教育難道不應引起注意嗎？